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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试点样本与基本走向
发布时间:2017-01-03     来 源:《法律适用》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授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筹划,北京、上海、广州先后在2014年底正式成立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是专门法院,是法律现代化的产物。专门法院的设立,旨在对特定司法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实行集中化管理和专门化司法。

 

  一、审判机构的专门化

 

  从一定意义上讲,审判机构的专门化是司法专门化的基本前提。专门化管辖,就是把本来属于普通法院管辖的事物提取出来,交给特设的法院管辖,或是将新的法律案件交给普通法院以外的法院管辖。该类法院为管辖某类案件的特别法院。〔1

 

  知识产权法院具有专属管辖的职能。专属管辖是指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专门由特定的法院管辖,其他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人民法院也不得用裁定变更管辖法院。这即是说,专属管辖是优先性、排他性与强制性的管辖:一方面诉讼当事人不得以协议的方式选择其他法院管辖,另一方面也排除了任何国外法院对诉讼的管辖权。凡法律明文规定专属管辖的诉讼,均适用专属管辖,不得适用地域管辖。赋予知识产权法院对特殊案件以专属管辖的权限,旨在整合专门化的司法资源,提高专业性的司法水平,统一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标准。

 

  知识产权法院集中审理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和诸如专利、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布图设计等技术类民事案件(由“北、上、广”3家法院管辖)。除上述案件实行专属管辖外,其他案件仍由普通法院管辖,即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专属管辖为主,专属管辖与普通管辖相结合的做法。按照审级标准,“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既是专利、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布图设计等技术类民事案件的初审法院,同时也是著作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等一般民事案件的上诉法院,属于中级法院审级。〔2〕根据立法规定,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同时审理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分别由所在地省、直辖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可以认为,在“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法院———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这一框架内,实现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统一管辖。

 

  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专门法院,只是“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第一步,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化。就审判机构专门化而言,有以下三大问题值得注意。

 

  (一)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问题

 

  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系统构造,必须考虑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一是超大型社会的治理困难。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超大型人口规模、产业规模、经济规模的中国崛起是史无前例的。超大型社会本身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力量,更会产生超大型社会治理所带来的困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创新发展的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日益强烈。据统计,2014年我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二审案件超过12万件,成为全球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最多的国家。因此知识产权法院设置的数量及其布局,不可能简单复制和模仿他国作法;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与司法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存在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这在知识产权领域则表现为各地区创新力量的明显差异和案件数量分布的不平衡。目前,知识产权案件主要集中于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之下,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数量较少。资料显示:广东省2012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高达23672件,占到全国案件总量的27.89%;〔3〕而同年,甘肃省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总共只有285件。〔4〕正如《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所强调的那样,“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而不能在各地区平均配置。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着力在一审阶段集中审理技术类案件,而美国等国多在二审上诉阶段集中管辖技术类案件。〔5〕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在未来专门法院设置方面,要考虑超大型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将知识产权案件集中在几个专门法院审理;同时要遵从司法规律,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在技术类案件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专门法院。因此,未来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既不能仅限于“北、上、广”三个地区,更不能依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逐一设置。进言之,建立跨行政区划的错位管辖制度,是知识产权法院三家试点改革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专属管辖,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样本意义,它不仅对本市技术类案件进行管辖,而且负责审理本省各地的技术类案件。

 

  (二)关于关于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高级法院)的设置问题

 

  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高级法院,使得专门法院系统拥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终审权。未来可以考虑,在北京建立一个相当于高级法院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纠纷案件和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上诉案件,这是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体制和机制问题的目标模式。考虑到中国幅员广大的国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选择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和东北各大区的中心城市,另行设立3-5个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高级法院)的巡回法庭或派出机构。上述知识产权法院系统的构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它与德国、韩国不同,不是单一行政确权的专门法院,而是行政、民事案件“二合一”(甚至可能是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三合一”)的专门法院;同时也与美、日不同,不仅是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法院,而是基于专属管辖职能从下至上设立的专门法院。

 

  (三)关于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统一管辖问题

 

  目前的知识产权法院,是对技术类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进行跨区域管辖。十分明显,专属管辖的案件不涉及技术类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例如假冒专利罪、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罪、侵犯著作权软件罪等。上述“二合一”模式,使得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的行政和民事案件与普通法院负责审理的刑事案件,在诉讼程序的衔接上产生困难,具言之,相关案件审判程序游离于不同的法院体系,割裂了专门法院进行专属管辖的统一性。2008年公布并实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庭。”自纲要公布以来,许多地方法院进行“三合一”案件审理试点,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尺度。〔6〕因此,从战略目标要求和改革试点经验出发,未来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应考虑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统一管辖问题。

 

  二、审判人员的专职化

 

  审判机关的专门化离不开职业化的审判人员。与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关的设置相适应,更需要配置一批职业化程度高的知识产权审判人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的选任是关键。以法官员额制改革为契机,从知识产权法官的入额和司职的角度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职化,是现阶段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的重点问题。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职化可以具体为以下三项要素。

 

  (一)强化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

 

  为了强化司法人才的专业素养,我国自2001年起实行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法官从事审判活动需要获得国家认证。从2015年起,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加速,全国范围内将相继实行法官员额制,旨在提升审判人员群体的专业素养,实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原则的司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第4条的规定,知识产权法院的专任法官还需要具备与专业审判工作相适应的较高法律素养、知识储备和司法技能。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遴选法官时,不是对原中院知识产权庭人员的简单归并,而是面向所在省(直辖市)进行公开遴选,并设定了相对较高的遴选条件。

 

  (二)突出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业经历

 

  截止至2014年年底,全国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有164个,而具有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管辖权的基层法院仅有6个。〔7〕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涉及复杂技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也大量涌现。知识产权案件的技术复杂性,决定了对审判人员任职要求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官作为一种经验型的职业,其要求具备的专业资格、专业素养、专业技能等,往往在相应的专业经历中才能凝练和养成。可以说,对知识产权法官入额的考察,除了专业资格和素质外,还要考察其专业审判经历,以达到优化法官层级的效果。

 

  (三)提升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业水平

 

  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应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的要求。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往往知识原素多、技术含量高,其复杂性、困难度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虽然,可以对专门法官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但是期望法官能够通晓全部技术领域是不现实的。故此,有必要在员额制的基础上,对审判人员进行多元化培养,构建科学化的审判组织,完善系统性的审判机制。具言之,包括培养具有技术背景的法官;形成法官助理、书记员与技术调查官协调配合的审判辅助体系;建立专家证人制度,健全技术咨询专家库、法律咨询专家库等知识支持系统。总之,知识产权审判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需要以入额法官为核心构建一个良性的、全面的审判运行体系。

 

  当然,如果过分强调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性,恐有与一般司法体系完全疏离的危险。过分强调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自上而下的专门化,是不是在搞特殊化?主张知识产权审判的专职化,会不会造成法官与律师的“小群体化”?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未来的审判体制改革中予以重视。应当看到,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职化是以法律职业化为前提的,其审判的基本程序、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等都以一般法律理论为基础。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中,知识产权的实体法理论不能脱离民法的一般理论,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不能背离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可以说,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职化,是在一般法律理论基础之上针对知识产权特点而形成的专业化,而非脱离一般司法体系的特殊化。

 

  三、审判工作的专业化

 

  相对于一般的民事或行政案件而言,知识产权案件通常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技术性特点。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就是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专业化职能。其中,专家证人制度、技术调查官制度以及司法判例制度,作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专业化的有效支撑,不仅可以从专业技术背景方面弥补法官在相关领域的专业不足,而且可以为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行和审判标准的统一提供案例指导上的有益参照。在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中,北京创立司法判例指导制度,上海构建“四位一体”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广州完善技术调查官司法辅助机制等,都是探索审判工作专业化的有益经验。

 

  (一)专家证人制度

 

  200912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网民31个意见建议答复情况”中,承认我国法院已施行专家证人制度,并充分肯定专家证人制度在司法审判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8〕在一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多采用“谁主张谁举证”或由起诉方承担过错责任的举证规则。而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则依据过错责任为主、过错推定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和转移。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涉及科技前沿、专业性极强,当事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往往存有相关知识不足的举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专家证人制度,选取商标、专利、版权方面的专家参与案件的侦查和诉讼活动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践的现实之需。专家证人制度应该明确专家证人有别于鉴定人的证人地位,采用当事人自行聘请和法院依职权聘请专家证人的双重途径,规定专家证人出具专家意见,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向法官介绍专门性问题的职责,并确立由法庭来决定专家证人证言的采信与否的证据规则,保证证据的科学性和权威性。〔9〕但是,专家证人制度作为在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形成的司法机制,面对我国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专家证人由当事人所聘任,其专家意见也必然依赖于当事人之诉讼请求,致使专家证人证言的中立性缺失。〔10〕对此问题,有待于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制度,进行规则矫正和路径补充。

 

  (二)技术调查官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司法体制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确定在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中围绕技术案件的审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1231日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的程序与规则。〔11〕关于技术类难题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专家辅助人就技术事实和技术要点进行说明,但专家证人会为各方当事人说话,其专家意见缺乏中立性;二是司法鉴定。但是由于司法成本较高,不可能每个案件都进行鉴定,且时间较长;三是设立技术专家库,向专家咨询。但由于专家参与度受到时间限制,无法为案件提供充分的专业帮助。因此,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2015422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美国礼来公司与江苏省常熟市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上诉案中,技术调查官首次出现在知识产权庭审之中。〔12〕依据《暂行规定》,技术调查官作为司法辅助人员不具有审判权,其主要职责在于根据法官要求在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分别提出技术审查意见作为法官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关于技术调查官的选定,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将各领域顶级专家任命为专业委员,组成技术专业委员会,定期与技术调查官开展交流培训,并可从专业委员会选任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无疑会受到严格的遴选与管理,充分保证技术审查意见的权威性和中立性。但是,技术领域的无法全面覆盖,容易引发当事人对技术调查官专业水准的质疑;技术调查官对于案件技术问题的绝对话语权,可能诱发案件审理过程中技术调查的司法腐败。〔13〕这是技术调查官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弊病,需要知识产权法院在相关制度建设中给予充分重视,并寻求应对之策。

 

  (三)司法判例制度

 

  2015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就如何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类似案件”的判定标准,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并应当将其作为裁判理由予以援引。〔14〕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专属管辖法院,在面临新型、疑难、复杂的案件审判时,更加迫切需要司法适用中案件审判的指导工作。

 

  司法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法官智慧与经验的凝结,不仅可以弥补立法滞后性所带来的不足,而且有利于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司法审判标准的统一。“类似案件”判定标准的明确,作为案例引证制度的前提性要件,发挥着避免“同案不同判”的事实约束力。从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效力上讲,其并非法律适用上的正式法律渊源,而是主要发挥案例引证制度的指导性约束,并可以为司法裁判活动的说理性论证提供一定的事实论据。因此,促进和完善我国案例引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就需要在案例引证的适用范围、引证程序、引证方法,以及引证来源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以此来服务于司法判例制度的指导性功能。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司法判例制度的确立,并不只是判例法国家的独有“专利”。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判例法及遵循先例的原则只是司法判例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已。〔15〕以案例引证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也是一种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司法制度尝试。可以说,在两大法系传统出现融合之际,在中国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或说是司法判例制度,不仅体现着知识产权法院在审判工作专业化和审判标准统一性上的具体追求,而且凸显出司法体制改革对司法裁判权力的有效运行和审判文书说理性论证的更高要求。(《法律适用》 吴汉东)

 

 

 

 

 

参考文献:

 

1〕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探》,中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2〕宋晓明:“知识产权法院的中国探索”,载世界法学家协会、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举办“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视野”国际研讨会发言材料,201411月,未刊发。

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4〕朱婕:“甘肃省高院公布2012年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载《甘肃日报》2013514日。

5〕参见黄晓稣、陈静怡:“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载《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1期。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3)》,2014425日发布。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2015)》,载http://www.iprlawyers.com/ipr_Html/31_02/2015-6/16/20150616092034950.html201596日访问。

8〕参见20091223日最高法院公布“对网民31个意见建议答复情况(全文)”,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2-23/2034782.shtml201595日访问。〔9〕参见邵劭:“论专家证人制度的构建———以专家证人制度与鉴定制度的交叉共存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10〕参见邓晓霞:“论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基础与缺陷———兼论我国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障碍”,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1期。

11〕宋晓明、王闯等:“《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7期。

12〕李娜:“最高法知产庭审首现技术调查官———协助法官查明事实事实具有示范意义”,载《法制日报》2015423日第5版。

13〕参见强刚华:“试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构”,载《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第10期。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的第9条和第10条。

15〕参见何然:“司法判例制度论要”,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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